创事记 戴湧 --将理想的路径截成许多小台阶|22期云彩路演会第1名

第22期云彩路演会，戴湧正在进行路演展示

2001年，戴湧从南京大学电子系毕业后进入华为工作。当时中国电信市场基本大局已定，华为刚开始在海外市场发力，2002年的海外市场销售额就达5.52亿美元。戴湧进入华为后历经研发、营销和管理等岗位，“那时是华为快速扩张的时候，在这个平台上，感觉青春飞扬。”

在华为工作期间，戴湧需要经常和先进的科技公司进行交流，跟踪行业的新动态，“我参与或者负责的项目都是跟国际巨头在竞争，我认为国际竞争不过如此，只要努力，我应该可以做成很大的事情。”

于是，他在2007年离开了华为，与几个朋友开始创业。

2006 年，“云计算”这个词还没有出现，亚马逊在当年推出了其AWS（Amazon Web Service）业务，首先是Amazon S3（亚马逊简易储存服务 Amazon Simple Storage Service ） ，隔了几个月是Amazon EC2 （亚马逊弹性计算云 Elastic Compute Cloud），这两个业务非常简单易用，通过API可按时租用的计算机的部分资源：存储资源和计算资源，这就是“云计算”基础设施即服务（IaaS，Infrastructure as a Service）。在 S3 存储服务推出短短四个月之后，就承载了8亿多个文件。

2007 年，戴湧与好友聊天时发现了商机。在与这位曾在 NASA 做过服务器工程师的朋友聊天的过程中，戴湧从 AWS 的快速发展上感觉云计算的春天就快来了，这代表着信息技术的未来。他们在极度的兴奋中拉入其他几位不同领域的 IT 朋友，计划从他们擅长的云计算 IaaS 入手，在成本比较低的亚特兰大成立了一个从事 IaaS 咨询、研发和外包的公司。

2008年，深圳市招商，把这个团队“召回国了。”他们在深圳留学生大厦注册了中国公司，并在当地政府的帮助下，与深圳的两家大型的互联网公司进行了洽谈。

他们当时的想法其实很简单：云计算刚刚兴起，“威力”不容小觑；中国是一个巨大的处女地市场； “我们有很不错的核心团队”—— 几位合伙人是服务器、网络、存储方面的资深专家。团队成员都在本领域深耕20年以上，核心成员多为华人，在对中国的了解上，超越了美国的竞争对手。

“那个时候，我们满怀希望，希望我们通过我们的工作——即使不能改变世界的IT行业，也肯定可以改变中国的IT行业。”戴湧一行人信心十足，用他今天的话来说，当时的他们都是“理想主义者”。

公司刚开始的发展比较顺利，凭借着完整的技术团队能力，公司获得了几个国外的云计算相关的咨询、开发和实施外包的单子。但作为主要目标的中国市场却由于种种原因总是难以启动，“WorkShop 做了不少， 工程师的评价也都非常不错，但却由于种种原因总是在观望，连咨询服务的合同也总是推三阻四——那时的互联网公司习惯免费。”

尽管当时还有几个云计算研发和实施的外包项目足以让公司生存下去，但戴湧觉得这时候应该及时矫正方向了。“我们当时做了一个判断：云计算IaaS是个大事物，企业如果不是一个好的方向， 那么另一个能够为这个新事物买单的可能就是政府。”

这时又发生了一件让戴湧感觉振奋的事情——2010年，OpenStack 基金会成立。由于团队中的一个核心成员来自 OpenStack 的前身 Anso Lab，戴湧又感觉到了巨大的鼓舞。这是以 AWS 为参照物的、符合行业发展规律的完整的云计算平台框架。戴湧相信这次的判断是对的，“我们有实力、有实践，又对OpenStack 非常熟悉，我们可以完全凭技术实力来击败那些只会嚷嚷着智慧地球、推销他们已经穷途末路的大小型机的IBM们。”

但现实依然不如戴湧所愿，公司的能力很难在国内得到认可，“因为在国内，招牌才是第一位的，IBM们如鱼得水。”屡屡碰壁后，戴湧认为：需要建设自己的 IaaS 公有云平台，以此向目标用户证明自己的实力。

公司的重心从此放在了公共部门的云计算数据中心的建设上，直到2012年6月，他们发布了自己的 IaaS 平台。“当时，这应该是国内第一个基于OpenStack的、达到商用标准的公有云平台”由于对“中国中小企业尚不是云计算的主流用户”的判断，戴湧的公司对向中小企业推广云计算服务毫无兴趣和投入，他说，“因为我们认为小公司不够承载我们的理想 。”

于是，公司加大了技术产品化的力度，使得成本大幅提升，公司看起来欣欣向荣，与公共部门的备忘录(MOU)也签订了不少。可是，这类政府新项目实施周期太长，变数太大，项目进度无法控制在自己的手中。“很快，我们既没有获得有说服力的大订单，也没有重视中小企业的市场，销售额又很可怜， 别人也不相信除数字以外的东西。更要命的，我们的组织结构出现了问题。”

六位合伙创始人中，两个在大陆，四个在美国，曾经认为的“最佳的组织结构”，遭受了现实的打击。戴湧说：“那时以为，这样既可以保持技术上的先进性，又可以 培养国内的技术工程师从而降低成本。但是，我们整体跟市场实际上是脱节的，一两个人的清醒认识也不会改变什么。”核心团队瓦解了，部分人员先后离开去了 linkedin、salesforce 等公司，“就这样，我们从理想的天空中跌倒了残酷的泥沼里。”

接二连三的挫败让戴湧想起了曾经在华为经常听到的一句话：“企业最重要的是‘活下去’。”当重新开始创业的时候，他心里依然有一个远大的理想，只是在实现路径里， 把理想截成了很多个小台阶。“我选择做一个有市场实际需求的小产品，那就是基于 container 的虚拟桌面。”

这是一款基于先进的容器（container）技术开发的虚拟桌面技术，包含了服务器端的虚拟桌面管理软件、优化了传输协议以及经过深度整合的定制智能终端。

这款产品是云计算产品中的一小块，目标是替代目前广泛使用的电脑（PC机），主要的玩家是 VMware、Citrix 等。尽管在很多应用场景里，虚拟桌面已经可以取代 PC 机，而且还拥有 PC 机所不具有的移动办公、信息安全等优点，但是由于软硬件成本太高，难以普及。

于是，戴湧带着团队开始研究如何降低成本。他们发现，如果降低操作系统占用的资源， 就可以让用户密度大大提升，让单用成本降下来。经过几年的摸索，他们在封闭的 windows 系统上开发出了基于 namespace 的虚拟化操作系统。

前年，一个基于 linux 系统的 container 技术——docker 开始变得火热，戴湧团队这时才知道自己做的就是基于 windows 的 container 的技术。“与VMware、Citrix等大公司的所谓主流方案相比，在同等的性能下，我们的用户密度——实测——是他们的三倍以上。因此，我们把虚拟桌面的单用户成本真正地降到了比 PC 还低的程度。”

现在，戴湧的公司有了实际需求的小产品，为他们提供了不错的现金流。同时，也获得了一些大客户， 如中国石化、中国电信、曼伦商贸（杜蕾斯）等等。

戴湧说，他们现在的理想主义又开始升华了， 因为他们又可以做一个更大的事情：用自己的先进的技术能力和产品替代大量的 PC。“但这回我们比较踏实，我们还有一个国内最大的为个人用户提供云电脑的公有云平台，这个平台从去年8月份正式推出以来，没有花一分钱补贴用户、没有花一分钱宣传推广， 发展到现在已经将近100万用户，这也应该是虚拟桌面最大的单点应用案例了吧！”

自从2003年以来，戴湧的太太在苏州定居，他早把苏州当成了自己的家，总想着对苏州的科技发展贡献自己的一份力量。直到去年，戴湧开始把愿望落到实处， 在苏州注册成立了一家公司， 主要想先把针对企业用户的虚拟桌面解决方案的销售和服务放到这家公司，然后再图谋发展。

戴湧告诉我们，对于有实力的创业公司而言，他们真正需要的不是资金的支持，而是项目的机会。“资金支持并不是主要的，我们更需要的是项目支持。”这对有核心竞争力的创业企业来说，是最大的支持。